【云顶娱乐场】化肥是好东西“化肥依赖”不是好事

【云顶娱乐场】化肥是好东西“化肥依赖”不是好事。一项由“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主持的最新研究表明,中国化学合成氮肥的过量使用事实具有多重负外部性。不仅使得肥效急剧下降,以致于威胁到中国的长期粮食安全,而且既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又影响食品质量。
温铁军及其研究团队和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1月14日联合发布了《氮肥的真实成本》报告。报告分析了氮肥生产、运输、使用环节所产生的和所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等负外部性;还分析了氮肥行业的补贴政策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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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年终奖:老板跪着替员工洗脚农业现在已经变成立体交叉的污染,第二制造了多重负外部性,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有什么方式能够解决。”温铁军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温铁军的观点得到了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的认同。蒋高明14日对本报说,全国化肥有效利用率只有30%-40%,其余60%-70%全都被浪费掉了。
报告回顾了国内外治理农业面临污染的思路及政策,并在发展生态农业、防治农业污染上提出了政策建议,希望为十二五规划提供参考。
温铁军说,报告是中性、客观、有依据的,立体循环农业区替代立体交叉污染是完全可行的;只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见到任何政策导向支持生态农业防止立体交叉污染。
过剩的氮肥
氮肥使用量增加的初衷,是与粮食作物的增产高度相关。报告说,在人多地少的我国,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增加粮食产量,包括引进高产作物、提高复种指数、改善灌溉条件和使用化肥。
根据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朱兆良院士的研究,1949年至1998年每年的粮食和氮肥年用量的线性相关系数达到0.977。
报告说,粮食取得高产的同时,氮肥的消耗量也逐年增加。1997年我国氮肥自给自足,到了2005年氮肥施用量已达到近3000万吨,约为1960年的55倍;2007年氮肥过剩近1000万吨。
原国家财政部农业司司长丁学东指出,中国氮肥施用量是美国的3倍,法国的1.5倍,德国的1.6倍。
过剩的氮的出路是释放到环境中。报告引述中国农业大学张福锁教授对中国北方两个精细化农业区进行的研究说,这两个地区属于化肥使用量过剩的地区。北方地区每公顷地每年所使用的氮肥约为588公斤,每公顷约有277公斤过剩的氮释放到环境中。
氮肥的过剩使用也没有提高氮肥吸收利用率。在温铁军及其团队的实地调查中,江苏省水稻的氮肥吸收利用率仅19.9%,山东省小麦氮肥利用率仅为10%左右。
报告说,中国每年因不合理施肥造成1000多万吨的氮素流失到农田之外,直接经济损失约300亿元。
多重负外部性 报告说,氮肥的过量使用间接造成巨大的能源浪费。
氮肥工业是以煤、石油和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为生产原料,生产过程需要消耗大量水和电,属于高耗能和高污染行业。
报告根据中国氮肥网和《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2006年氮肥行业年耗天然气、无烟煤、电分别占全国总量的18.7%,22.1%和2.28%。
中国70%的氮肥生产以消耗煤炭为主,年均消耗能源约为1亿吨标准煤,而且正以每年接近1000万吨标准煤的速度增长。
而这70%的氮肥生产依靠山西晋城的优质无烟煤,而利用低质煤炭生产氮肥的技术仍未达到大范围推广;剩余30%的氮肥生产依靠天然气,年消耗全国的近三分之一。
报告还指出,过量使用氮肥还对农业环境造成立体交叉的污染。首当其冲的是,投入农田的氮肥成为地下水体氮素污染的主要来源。
报告引述1997年《苏南太湖水系农业面源污染及其控制对策研究》说,自1994年以来,在北京、山东、陕西等地的20个县600多个点位的抽样调查显示,在北方集约化的高肥用量地区,20%的地下水硝酸盐含量超过国家饮用水硝酸盐含量限量标准,45%地下水硝酸盐含量超过主要发达国家饮用水相关限量指标。
报告还说,氮肥还引起湖泊,河流和浅海水域生态系统的富营养化,水藻疯长,鱼类等水生动物因缺氧数量减少甚至全部死亡,引发赤潮。
蒋高明对本报说,通常都把富营养化问题归罪于氮和磷,其中氮是主要因素。
氮肥气态损失也造成温室气体排放。氮主要在土壤微生物的硝化和反硝化作用下,使部分氮肥变成氧化亚氮这样的温室气体,从而对大气臭氧层产生破坏。
而2000年农业源排放氧化亚氮占我国此气体排放总量的90%以上。而报告还引述研究说,78%的氧化亚氮排放量来自山地,其中化肥氮的贡献率达到74%。
报告强调说,氮肥的过量使用将对长期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造成威胁。氮肥过量使用排放的温室气体加剧了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又对长期粮食安全造成负面影响;氮肥的过量使用会导致土质下降和土壤环境恶化,进而影响到作物的生长;过量使用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农药施用量的增加,而农药残留对人体健康的威胁巨大。
政策建议:减少财政补贴 温铁军在报告中提出三点政策建议。
减少氮肥行业补贴,设定减少总量目标。报告说,氮肥的生产和流通行业仍然得到大量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因此建议减少补贴和优惠,并可在维持现有粮食产量水平的前提下,将氮肥使用量减少30%-50%,争取到2020年逐步减少30%以上。
蒋高明表示认同说,更应该把在农民身上多加补贴,而不是补贴化肥。
提高农村组织化程度,走合作型生态农业的道路。温铁军说,由于长期化学农业导致土壤和农田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生态农业初期风险大,产量低,转换期长。因此有必要补贴农民的生态农业实践。
生态农业也是蒋高明追求的目标。他说,生态农业就是要“养地”,少用化肥,多用有机肥,这样才能做到低投入、高产出。
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土壤专家章家恩14日对本报补充说,应该把土壤和作物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科学施肥。“氮磷钾的比例要合适、匹配要好。反之,产量也不会提高,肥料又会过剩。”
目前,全国多地正在进行“测土配方施肥”的试点工作。
报告最后建议在城市组织生态农产品消费者合作社,以此减少流通环节过度占有农产品利润,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的利益。
蒋高明解释说,消费者合作社的做法来自美国,称为社区支持农业。农民收获的作物绕过超市等中间环节,直接进入城市人“家门口”。
“虽然因为是有机产品、产量低,这会让人多掏钱,但是这也适合中国。”蒋高明说,“这与全国粮食增产也不矛盾。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吃起来。”

云顶娱乐场,氮肥激辩 引子
又是一年全国“两会”,本刊将目光集中在日益严重的化肥污染上,特别是氮肥的过量使用。
尽管对污染的程度尚有争议,但寻找稳妥的“减氮”路径,在保证产量的前提下更多关注土壤品质和环境保护,已成为业界共识。
对于一直期望实现农业转型的中国来说,建立全国性的补贴机制,通过政策和国家投入控制化肥过量导致的土壤和环境恶化,势在必行。
氮肥曾经、或者说现在仍是促使中国农作物增长的动力。但是在30年持续大量施用后,一些科研人员认为,它将对中国的粮食安全造成负面影响。一些大棚和土地因过量施肥,已出现“死棚”、“绝地”现象。
中国农科院在北方五省20个县集约化蔬菜种植区的调查显示,在800多个调查点中,50%的地下水硝酸盐含量因过量用氮超标。据预测,2015年中国除江西、山西外的中部和东南部所有省份,均将因为过量用氮而成为地下水硝酸盐含量超标的潜在高风险区。
中国粮食需求压力是巨大的,也是刚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本刊采访到的多位代表委员也表示,必须慎重行事,兼顾保产量与保环境。
代表委员以及权威专家建议,国家应该在环境保护和粮食安全之间找到一条平衡之路—事实上,环境保护长远看来,也事关粮食安全。具体而言,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对有机无机复混类肥料制定可行的标准并提供有力度的补贴,促使农业生产进入保产降氮轨道。
被土地欺骗的村庄
农民们发现,即使再多施氮肥,粮食的产量也不会再增加,有的年头产量甚至还会下滑
《望东方周刊》记者葛江涛 | 山东寿光、桓台报道
在过去22年里,李玉凤家的半亩大棚前后挪了三次地方。她说,眼前这块地恐怕也种不了多久了。
48岁的李玉凤有些想不通,上了化肥就增加收成,这个天经地义的道理为什么不灵了?氮肥越用越多,大棚却产量下降,直到“死掉”。难道是土地在欺骗庄稼人?
李玉凤是山东省寿光市孙集镇三元朱村村民。这个有215户人家、850口人的鲁中小村,是中国“大棚经济”的发源地。据当地估算,1991年后的10年里,全国各地有超过70万人次到三元朱村学习大棚种植。
从寿光市里到三元朱村的12公里路边,全是四五米高的大棚。一片茫茫灰白色,极少有果树和农田。
不过李玉凤担心,这一片土地最终都会因为氮肥而无法种植任何蔬菜,成为“死棚”、“死地”。
化肥“养大”的黄瓜
1988年的三元朱村,年人均收入约1300元,算不上贫困,但绝非富裕。那时,大家的希望都寄托在果树上,直到这年冬天,村支书王乐义的堂弟从大连带回一公斤顶花带刺的鲜黄瓜,让三元朱村的农民们把目光转向了反季节蔬菜之上。
寿光种菜历史悠久,当时已建有老式温室大棚。这种大棚冬天需要生火提高温度,而且只能生产少数绿叶蔬菜。大连种黄瓜的大棚不烧煤,靠山而建;三元朱村没有山,农民们发明了不需生火的冬暖式蔬菜大棚。
当时建一个大棚要6000元,农民们都很犹豫。最后由共产党员带头,建了17个大棚。结婚后的李玉凤当时闲在家里,丈夫是小学教师有些文化,于是成了第一批尝试者。
这些大棚,后来被称为设施蔬菜,而寿光的设施蔬菜种植,很快成为国内大量设施蔬菜生产的典范。
1989年底,三元朱村第一批冬暖式大棚黄瓜上市了。墨绿鲜嫩、头顶鲜花的黄瓜每斤开价10元,到春节后仍不降价。17个大棚平均收入2.7万元。
2008年,三元朱村人均纯收入11300元,存款余额达到了2460万元,户均超过10万元。
李玉凤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开始并没有意识到化肥的重要。过去几十年里,种菜种粮都靠人畜粪便等有机肥,当时的碳铵以及后来的尿素等化肥,属于国家管控物资,每年由政府逐级下达指标,有钱也未必买得到,“最开始八块钱就能买一袋,合八分钱一斤。”
然而,有的人因为偶然多用了些化肥,蔬菜的茎叶和果实明显有了变化,“黄瓜都变粗变长了。”李玉凤说施肥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黄瓜的结果期拉长了,后来基本是按照市场价格来决定一季黄瓜的时间长短,而不是像以前一株黄瓜只能长大半年。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所长刘兆辉告诉本刊记者,上世纪80年代末“大棚经济”兴起时并没有人专门研究,农民们纯粹从生产中发现了大水大肥的好处。
据了解,我国化肥80年代之前使用量不大,到90年代随着政策放宽,肥料使用量逐渐加大,从最初的碳铵、尿素等到三元复合肥,化肥种类也越来越多。
山东不仅有粮食作物,还有经济作物、果树和养殖业。刘兆辉说,当地农民的经济条件和施肥水平在北方区较高,具有相当代表性。
其实,三元朱村的土地并不算贫瘠,但化肥带来的高产让农户们兴趣十足。在买化肥还需要指标的时候,三元朱村的农民不惜去其他村购买高价化肥;后来,整个寿光都因为种大棚导致化肥紧张,他们只好去外面找关系。
化肥的作用让农技人员也豁然开朗。他们一度希望详细总结化肥与作物的关系,但又迅速发现“唯一的规律”似乎就是—多用多长。
也就是从这时起,农民们开始主动了解这些白色编织袋里的小颗粒:它的主要成分是氮,所以一般都叫氮肥。
李玉凤说,那时种大棚就是在浇水灌溉的同时,将化肥撒进水里、冲进土地。“肥料使用比较多,因为浇水的时候不好掌握,总怕施少了会减产。”
没空地换了
这样种到第五六年的时候,黄瓜的产量开始下降,个头变小,大棚土地里的病虫害却越来越厉害,有时候把黄瓜苗拔出来,可以看到根已经腐烂。“害虫越来越多,菜也长不了那么壮了。”李玉凤说,等到产量减少两三成后,产出和成本就已不再平衡。这种情形让农技人员束手无策。
山东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大棚蔬菜,虽然农户种植面积扩展迅速,但刘兆辉说国家对大棚蔬菜的科研经费却一直很少。这个情况到2005年后才有所改变。
“没经费的那段时间正是大棚作物发展最快的时候。”刘兆辉说,科研经费投入得到研究成果后,要说服经验先行的农民去了解并改变种植习惯,还需要一个过程。
黄瓜不灵了,无奈之下,李玉凤只好改种经济效益相对低的西红柿、扁豆、冬瓜等蔬菜。
即使这样,到1999年,蔬菜产量仍然一降再降。2000年,李玉凤不得不投入几万元,将自己的半亩大棚挪到一片从没有种过大棚的田地上,在旧大棚推倒后的土地种上了小麦和玉米。这些粮食作物虽然不像蔬菜那样反应强烈,但仍然遭受病虫害的影响。
这时,村里很多人家都已经换过一次大棚,一些高产户甚至开始换第二次。
“这样黄瓜又种了四五年。”李玉凤说,像第一个大棚一样,她家的第二个大棚在种过五年之后,又变得衰弱多病。
2007年,推倒第二个大棚后,李玉凤开始建设第三个大棚。不过这时村里已经没有空闲土地了,她只好雇一辆挖土机将大棚的土及附近空地的土翻了一遍。因为大棚蔬菜的根系只有几十厘米长,挖土机则可深翻四五米,以此更新大棚土壤。
寿光市农业局土肥站站长陈永智告诉本刊记者,目前寿光市蔬菜种植面积共80多万亩,其中一半是大棚蔬菜,南部地区几乎全部是大棚蔬菜,“菜农就是因为大棚土壤退化想换地方,也几乎没有地方可换了。”
陈永智说,上世纪90年代种植蔬菜时确实出现过使用化肥过量的情况,有机肥的施用相对较少。
“这与耕作方式有关。”他认为,90年代使用“大水大肥”的耕作方式时,菜农们基本都在大水漫灌的同时施肥,这样包括氮磷等元素的肥料随着水渗入地下,渗入较浅的肥料被作物吸收,部分渗入较深的肥料则白白浪费。
李玉凤说,后来曾说磷肥可以促进蔬菜生长,结果大家又大量使用过一段时间磷肥。到2005年前后,听说氮肥和磷肥使用过多会减少大棚的寿命,他们又开始大量使用有机肥料。
仔细想想这些年大棚的变化,李玉凤觉得,现在这样种地就好像“赶”猪—化肥就是鞭子,太使劲抽,猪未必会跑得更快;而父辈则是小心翼翼地“养”猪:不让猪生病,伺候它,让它慢慢长大。
被污染的水
黄瓜减产,土地枯竭,并非氮肥施用过量给三元朱村带来的唯一后果。
根据中国农业大学一个课题组2006年发表的数据,寿光地下水的硝酸盐污染已超标60%。
这个数字可归咎于巨大的氮肥施用量:在1994年至2005年间,当地每个生长季的平均氮肥投入量为每公顷1204公斤,其中46%的肥料氮流出土壤-作物体系。
大水漫灌又使土壤中累积的硝态氮随水下移。对寿光地下水硝酸盐污染的观测显示,7月、9月污染最高,4月最低。这说明污染与水体冲刷有很大关系。
根据寿光市卫生局提供给《望东方周刊》记者的当地1993至2007年农村人群死因变化趋势报告,虽然10多年来总体粗死亡率略有下降,但前四位死因:循环系统疾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和损伤与中毒所占构成比逐年上升了5个百分点。特别是恶性肿瘤有所上升。
目前,医学界一直认为饮水中的硝酸盐会导致“兰婴”综合征和胃癌、结直肠癌、淋巴瘤等癌症发病率升高。
虽然也有观点认为氮肥会导致一定的空气污染,而且寿光的肺癌死亡数量上升明显,但很多人也将其归结为最近十几年间上马的工业项目。
让三元朱村难堪的是,“寿光菜”在一段时期遭到市场歧视,原因就是“尿素太多”。
为了解决土壤问题,2005年前后,在农技人员的建议下,部分三元朱村村民从东北购进富含有机质的“黑土”,这些将近一万立方米腐草烂叶价值150万元。“其实就是有机肥,那时候买回来自己发酵,运输原料的成本太贵,现在都是运输成品过来。”
但是,对于种植一般蔬菜来说,买土的代价实在太高。其实,为了解决过量施用氮肥带来的土壤细菌问题,农民们学过好多方法:向土壤中添加各种药物,用液体药物“洗土”,用大锅蒸土再换到大棚里??而这些“土办法”后来在全国许多地方重复上演。
到底用多少化肥? 与李玉凤相隔100公里的农户郭可芬,对于氮肥也很困惑。
郭可芬是淄博市桓台县索镇李家村的农民。与“江北第一蔬菜县”寿光不同,有44.4万亩耕地的桓台县是长江以北第一个“吨粮县”,同时也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县。
从桓台到李家庄的6公里路两边,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麦田。一场大雪过后,麦苗上白雪皑皑。
郭可芬一家四口人,按照现在每人八分田的标准,共种着三亩二分农田。
像索镇李家村的多数村民一样,郭可芬家也是妇女在家务农种地,丈夫外出打工补贴家用。“地不多,一两个人种,手拿把掐,非常轻松就干完了。”
58岁的郭可芬回忆说,包产到户、特别到90年代后,大家都知道投入大量氮肥会有效提高粮食亩产量,她家一亩地一年的化肥投入量就有三四百斤。而这个数字在很多其他农业省份,只有一半甚至更少。
她告诉本刊记者,从这时起粮食产量确实大幅度提高了。比如玉米亩产可以突破1000斤,好的年头甚至能达到1300到1400斤;小麦的亩产也从六七百斤增加到900至1000斤。
高产的粮食反过来又促使农民投入更多氮肥。但到2002年前后,包括郭可芬在内的农民们发现,即使再多施氮肥,粮食的产量也不会增加,有的年头产量甚至还会下滑。
这个下滑的数字在慢慢增长,波动已经有100斤左右,即产量的大约十分之一。
当然,大多数时候这种减产往往被其他技术迅速弥补。在桓台,最近这些年粮食产量几乎从来没有下降过。
不过与寿光一样,2000年后来桓台进行化肥施用观测的科研人员多了起来,因为两地的环境越来越相似。
根据公开信息,2002年该县以硝酸盐为主的浅层地下水污染达到54%以上。另一项研究显示,2002年后污染超标区每年增加各类癌症患者47人,其中大多是与硝酸盐有关的胃癌、食道癌。
由四位国内外专家组成的团队计算当地473个与硝酸盐过量有关的疾病样本后得出结论:地下水硝酸盐污染的环境损失超过860万元,相当于每亩地增加外部环境成本约293元。
2002年后,农业部门技术人员告诉郭可芬,要改变单一使用氮肥的做法,使用复合肥等含氮磷钾多种元素的肥料。
郭可芬说,村里也说过要求使用有机肥,但是太麻烦,所以用的人很少,即使有,用量也很小。他们地里的粮食秸秆要么卖给造纸厂,要么干脆当柴火烧,“发酵要准备特别的地方,是个累活,而且用了效果也不觉得多好。还是化肥方便。”
而施用方法也是导致氮肥过量的原因之一。郭可芬的邻居说,她一年只施两次肥:种小麦和种玉米的时候各施一次底肥。
“多施一次肥就多遭一次罪。”该村民说,有一年她响应政府多次施肥的号召,结果第二次施肥时就在玉米田里累倒了,“特别是玉米田,玉米一人多高的时候下地,天气又热,太累了!”该村民说后来1000多元的医疗费让她觉得多施一次肥很不划算。现在她只有种田的时候施一次底肥,所以每次都尽量多施一些,以保证粮食抽穗拔节的时候地里还有足够的养分。
现在,虽然下地的肥料不再局限于氮肥一个种类,但用肥的总量却基本没有减少。她家三亩多田地,一季包括小麦和玉米,一年共要使用1000斤左右的肥料。
“也不敢用得太少。”与郭可芬一样,农民们认为虽然氮肥的投入每年都接近2000元,但与可能导致的粮食减产相比,他们宁可多往地里撒点肥料。
大棚的“衰竭”也将波及粮田
对于山东的氮肥施用问题,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所长刘兆辉说,他们在调查中发现农户施肥量普遍过大,“有的农户一亩地的蔬菜大棚施肥量高达一吨。”
刘兆辉说,最初的表现是化肥供应紧张。1996年,他们在一次调查中发现农户普遍存在氮肥施用过量的问题,调查范围涉及寿光、青州以及武城等广大地区。
调查结果出来后,他带着数据到中国农业大学做了一场报告。“当时反响很大。那是国内第一次提出施肥过量的问题,之后全国其他地方也陆续发现肥料使用过量的现象。”
过量施肥的后果也很快显现。1996年山东省农科院在山东市场对蔬菜取样,结果发现有20%的蔬菜存在硝酸盐过量问题。“硝酸盐是致癌物质,过量施肥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地下水和地表水也不同程度地被污染。”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化肥滥用状况,刘兆辉总结大棚蔬菜普遍过量30%;其次是果树种植,过量达到20%至30%;玉米和小麦等粮食作物情况相对没有那么突出,但也多少存在。
上述情况不只发生在山东。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农科院研究员许为钢认为,目前国内农田的无机肥施肥量比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高出很多,而高施肥量的利用率只有25%到30%,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40%以上的水平。
“除耕作习惯外,还跟工业化发展水平有关,西方大农场式的耕作方式,大面积的种植,如果肥料投入量高,将是一笔很高的投入。”许为钢认为中国农民一般在种植庄稼和作物拔苗时大量施加两次肥料,而西方国家则根据作物的实时需要,采用缓控施肥的方式,增加施肥次数,只在作物需要的时候投入肥料,这样肥料的使用量就降低了很多,“缓控施肥的方式基本可以减少50%的使用量。”
虽然氮肥影响下的粮田变化相对缓慢,但结合寿光大棚出现的实际情况,刘兆辉认为如果不及时控制氮肥的投入数量,长期下去大棚的“衰竭”也将波及粮田。
中国“氮超标”地图
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民对氮肥的施用总量明显超过合理用量,“超过的幅度至少在20%到50%之间”
《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 | 南京报道
在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朱兆良院士眼中,寿光、桓台等地的氮过量情况并非孤立事件。
“现在我国的氮肥产能占全球氮肥施用量的三分之一。我国氮肥的生产量、使用量都是世界第一。”朱兆良介绍说,氮肥消费量在1961年时我国是54.4万吨,全球是1160万吨,只占世界的5%;到2001年我国是2240万吨,全球是8100万吨,已超过四分之一。
“有的东西不到一定程度是不会被提上日程的,但问题一直在积累当中。”朱兆良告诉《望东方周刊》,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在太湖调研时,就提出了氮肥过量施用的问题,但没有引起重视,“毕竟氮污染不像工业污染那么迅速和直观。”
随着太湖蓝藻等事件的爆发,氮肥过量使用和农业污染之间存在的种种纠葛,以及如何看待和化解氮肥过量使用造成的后果,应成为决策者应当面对的问题。
多施化肥反而导致减产
早期研究表明,中国的农田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一直处于氮素亏缺状态,70年代达到平衡。朱兆良及其团队认为,此后中国大多数地区的氮素盈余不断增加,尤其是在东部沿海省份。
“在一些粮食高产地区,过量施用氮肥已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朱兆良介绍说,这些过量施用氮肥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以华北、华东为主。从省际带状分布来看,从山东、江苏一直到广东珠三角,“同时,中国内陆的粮食高产区也有这个问题,像河西走廊一带,也是‘大水大肥’的做法。”
根据对单位耕地面积农田养分平衡量的计算,全国农田氮素平衡量可以划分成五组。其中第一组包括上海、江苏和福建,是中国东南部发达省份和城市,施肥量最大,氮素盈余量最高,达到每公顷266公斤;
第二组包括广东、浙江、北京、天津、山东、河南和湖北,盈余量较高,在170公斤至266公斤之间。
盈余量最小的一组包括黑龙江、西藏、新疆、内蒙古、甘肃、山西和广西,低于64公斤。
农田氮素平衡是氮素收入和支出的平衡。收入包括化肥、农作物的残茬和有机肥使用、生物固氮等;支出包括收获农作物时从农田中的带走量。
根据该团队的预测,2015年中国除江西、山西外的中部和东南部所有省份,均将进入潜在高风险区—因氮肥滥用而导致地下水硝酸盐等过量,影响环境安全。与2000年相比,风险增高的省份增加了7个。
朱兆良认为,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民对氮肥的施用总量明显超过合理用量,“超过的幅度至少在20%到50%之间。”
朱兆良以他进行了20多年研究的太湖地区为例,根据2004年到2006年试验结果,每公顷施用量到200公斤左右,水稻产量已经达到最高;施肥量达到每公顷300公斤时,产量没有变化。
他解释说,对同一个品种来讲,在同一年度,氮肥用量越高,增产效果越低。增产的效果曲线是在达到最高点之后下降。
在2009年的另一份报告中,朱兆良与同事通过对河北、河南、山东等高产地区的121块农田的研究发现:小麦的氮肥实际用量是平均每公顷325公斤,但试验显示最佳用量是128公斤;玉米的实际用量平均是263公斤,最佳用量是158公斤。
朱兆良对我国农业氮素平衡的估算结果表明,反映氮素农业效益的收获物氮量占总收入氮量的比例,已从1979年的57%下降为1998年的43%,20年间下降了14个百分点。
他着重提到,过量施用氮肥会给产量带来负面影响,“如果按照氮肥标准用量128公斤施肥,每公顷小麦的产量是6024公斤。但是目前按照农民的施肥量,产量只有5764公斤;玉米也是同样结果,按农民习惯性施用量每公顷只产8500公斤,但按照最佳用量每公顷可产8900公斤。”
“现在我们不完全按试验结果,保险一点,减少20%至30%。施氮量少了以后,不说增产,至少产量不会减少。”朱兆良说,这在一些地区已经过严格试验。
氮肥导致环境压力
不过与过量施用氮肥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相比,肥效的降低还不是最突出的问题。
“氮肥过量施用后,浪费的氮肥大量进入自然环境,对环境造成了很大压力。”朱兆良指出,根据上述华北地区对小麦施氮量的研究,在合理用量下,氮肥的损失量是每公顷25公斤进入环境;而按照农民的施肥量,氮肥的损失量是71公斤,环境压力增大了2.8倍。
氮素对环境破坏最典型的例子是2007年太湖出现蓝藻。虽然大多数人认为工业污染造成了这一后果,但朱兆良认为大量损失的氮肥向水体迁移,也是水质变坏的一个原因。
“这是一个历史渐进的认识过程。70年代我就向当地的农业局提过,说氮肥施多了,但他们根本听不进去。”曾担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的朱兆良记得,1998年太湖氮磷含量已经超标,出现富营养化。
这一年全国政协开会时,朱兆良向中央主要负责人提出了氮肥过量使用的问题。半年之后,他在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发现有这样一段话:“要控制工业、生活及农业不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对土地和水资源的污染。”
“具体让地方上采取控制,需要一个复杂过程。”朱兆良指出,“过去非常强调肥料早期的释放,而且主要是施在土地表面,这时候作物的根系很弱,氮肥很容易损失。”
他强调,化肥施用引起的是非点源状污染。它虽然目前还没有导致粮食产量明显下降,但对设施蔬菜等产生的影响已经非常常见。
根据中国农科院在北方五省20个县集约化蔬菜种植区的调查,在800多个调查点中,50%的硝酸盐含量超标。
氮肥气态损失同时带来了温室气体排放:氮在土壤微生物的硝化和反硝化作用下,使部分氮肥变成了氧化亚氮这样的温室气体。
“氧化亚氮的比例很低,但它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300倍,而且会破坏大气中的臭氧层。”朱兆良指出,这种效应已引发不少国际压力。“中国氮肥施用量是世界第一,氧化亚氮的排放量是不是也是世界第一?国际上认为氮肥的过量施用,会导致氧化亚氮的排放超比例增加。”
谁指导农民用氮
在朱兆良看来,氮肥的过量施用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特别是改革开放前的30年,技术人员、地方上抓农业的领导,包括农民脑子里只想着怎么增产,可以说是不惜工本,把粮食生产作为政治任务。”朱兆良说,现在这些影响还在,不过已开始淡化。“久而久之,对农民来说,形成一种心理上的惯性,总是怕氮肥施得不够。”
这导致中国氮肥的产能从70年代初开始快速增加。除此之外,现有生产技术条件导致农民只凭借经验施肥,“盲目,没有真正的标准。农民缺乏这方面的技术指导。”
进一步说,农业技术推广系统的薄弱“助长”了氮肥的不合理施用。一些地区的农技推广系统因为没有足够的运作资金,只能通过经营化肥和农药获取收入,对指导农民降低农药和化肥的使用缺乏积极性。
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对湖北和福建两省的农村调查时发现,最近20年间只有不到15%的家庭接受过施肥培训,只有34%的农民能从技术人员处获得农药施用的技术指导,超过84%的农民会超过规定标准剂量使用农药。
最近有专家在报告中提出建议:减少对氮肥生产和流通行业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并设定化肥生产和使用减量目标。在朱兆良看来,这一政策需要区别对待。
“这是参考国外的经验,比如欧洲国家有一些税收政策,也取消对化肥企业补贴。这个事情对中国恐怕要慎重,我们现在所谓过量盲目施用氮肥,主要在高产地区。”朱兆良指出,对这些高产地区农户来讲,即使增加税收也不一定在乎。“一家就几亩地,一亩地增加二三十元成本费,也就是一二百元的事。这是规模上的问题。如果是400亩、500亩的经营户,影响就大得多了。”
对中低产地区来讲,成本提高则限制了氮肥利用。其结果很可能是中低产地区的产量受到影响,高产地区并无改变。
“国外的政策移植过来很可能水土不服。国内已经找到了一些出路。”朱兆良告诉本刊记者,2000年前后苏南一个分管农业的市委副书记告诉他,当地把畜禽粪便从农民那里收集起来,并加工成商品化的有机肥料。地方政府承诺工厂每生产一吨有机肥料就补贴100元人民币。“如此,就在提高有机化肥资源化利用的同时,自然地降低了化学氮肥的施用量。”
降氮30%是否危及粮食安全 要环境还是要产量,这是一个问题
《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北京报道
一份报告,一篇文章,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引起了科学界的关注。更确切地说,引起了一场不小的争论。
时间回到1月4日,“三农”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及其团队与一个国际性环保组织联合发布了以《氮肥的真实成本》为题的报告。报告回顾和分析了中国氮肥的产业链条及使用情况,认为中国存在严重的氮肥过量问题,同时提出争取在2020年将中国的氮肥使用量减少30%以上。
近一个月后,中国农业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院长张福锁领导的小组,在美国《科学》杂志上,作出了“减少30%氮肥,不影响中国粮食产量”的结论。
虽然化肥污染并非新鲜话题,但是上述观点还是引起了强烈关注。全国“两会”前夕,农业部专门委托中国农业大学举办了“中国粮食生产与肥料的关系研究”研讨会。
包括农业部种植业司副司长、耕肥处正副处长、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心有关人员、原国家粮食局局长在内的多位专家,专门就相关问题与张福锁进行了研讨。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多位专家对“降氮30%”的说法表示了个人看法。包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武维华在内的科研人员认为,“对于中国来讲,涉及粮食增产的问题必须谨慎对待。”
环境保护与粮食产量,看起来也许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不同意见的焦点正集中在以何种路径和方式使环境保护与粮食生产达到平衡。
武维华说,“如果减少氮肥,别的东西要跟上来。” 氮肥过剩吗
温铁军的报告引用了大量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朱兆良院士的研究成果。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随着氮肥使用量的增加,水稻产量渐增,但增势减缓。至最高产量后,继续增加氮肥,其产量反而下降,肥料成本却增加,净收入减少。
同时,通过各种损失途径自农田进入环境的氮量迅速增加,对农业环境造成立体交叉污染。
报告在这里引入了张福锁的研究结果:根据对中国北方两个精细化农作区的研究,每亩地每年所使用的氮肥约为每公顷588公斤,其中约277公斤过剩氮素被释放到了环境中。同时,在不减少产量和降低质量的情况,可将氮肥使用量减少一半。
与温铁军大量引用其他研究结论不同,张福锁的研究成果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张福锁及其团队指出,由于中国大多实行两季轮作的复种耕作方式,只有不断在农田中补充氮素,才能保证粮食高产,中国粮食能够自给自足也有赖于此。但是自1981年至2008年,中国粮食年产量从3.25亿吨增长至5.29亿吨,增长约六成;氮肥消费量却从1118万吨增加到3292万吨,增长了近2倍。
持类似观点的文章其实曾在2009年2月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该团队的另一核心成员、中国农业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教授巨晓棠告诉本刊记者,这直接导致中国90%的农用土壤发生不同程度的酸化现象。目前,农民单季每公顷的氮肥投入在300公斤左右,其中100至180公斤左右的氮素流失。
巨晓棠强调说,这一研究结果来自他们过去15年间主持的多个重要课题。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主要农田生态系统氮素行为与氮肥高效利用的基础研究”,与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合作的“华北小麦—玉米轮作和太湖地区水稻—小麦轮作体系”等。
《氮肥的真实成本》则总结说,多余的氮素造成水体污染、温室气体排放、重金属污染,同时消耗了巨大的能源,从而加剧了温室气体排放和污染。这都将影响中国的粮食安全。
报告还列举了中国氮肥网和《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2006年氮肥行业年耗天然气、无烟煤、电分别占全国总量的18.7%,22.1%和2.28%。
一旦粮食产量出现波动,谁也负不起责任
上述报告遭到了中国农业大学循环农业中心教授、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高旺盛的质疑,他的观点还代表了另一位着名种植专家、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刘巽浩。年近80的刘巽浩的另一个身份是国务院参事。
他们认为,中国氮肥利用率低下的结论混淆了氮肥的当年表观利用率和累加利用率。根据国内外长期试验结果,氮肥在农田系统中有三分之一被当年利用,三分之一流失和挥发,三分之一留在土壤系统供后季利用。考虑后效利用的称为累积利用率。
高旺盛告诉本刊记者,根据中科院17年的试验数据,华北地区小麦、玉米的氮肥总体利用率都在60%以上。上述报告中提出的30%至40%利用率只是当年表观利用率。
此外,点位试验数据不能代表整个国家粮食产区的实际情况。
目前中国高肥高产区、中肥中产区、低肥低产区各占三分之一,状况分别是超量施肥、施肥适量、施肥不足。“依靠点的样本数据得出笼统的减少氮肥投入政策,有以偏概全之嫌。”高旺盛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直接将粮食总产与全国氮肥总量计算单位氮肥生产粮食,得出肥料效率下降的结论,是不科学的。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粮食需求压力之大,堪称世界之最。“我们的国情使我们不得不采取高投入、高产出的集约化发展之路,如果只顾及环境成本而动摇农业生产的食物供给基本职能,大幅度降低化肥投入,势必走向极端,直接影响粮食的稳定和持续增产。”
高旺盛认为,“减肥稳产”的提法也许只适合少数局部地区、少数作物的短期性政策考虑,不能成为压减化肥工业发展、减少补贴的长期性政策依据。而这两项正是《氮肥的真实成本》最主要的政策建议。
武维华显然更同意保增产的观点。他向本刊记者解释说,虽然许多国内学者用外国的氮肥使用情况与中国进行比较,但二者存在根本差异,“美国、西欧国家要求稳产,但是中国必须增产。一旦粮食产量出现波动,谁也负不起责任。所以对于相关结论应该更为谨慎。”
2009年底,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的有关官员也曾明确表示,测土配方施肥中首先考虑的是增产施肥,其次才兼顾经济施肥和环保施肥。即首先确定的是目标产量,然后再确定氮磷钾等各种元素的配比,来确定合理的施用量和施用结果。
测土配方施肥是以土壤测试和肥料田间试验为基础,根据作物需肥规律、土壤供肥性能和肥料效应,在合理施用有机肥料的基础上,提出氮、磷、钾及中、微量元素等肥料的施用数量、施肥时期和施用方法。2008年,中央财政曾安排11.5亿元测土配方施肥补贴资金。
降氮能否接受
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黄德林团队在2008年的估算,在化肥农药全减的情况下,全国农业因减产带来的损失将达到9720亿元,约占农业总产值的45%;减少用量50%,约占22%;减少30%,约占19%;减少10%,约占16%。
在计算了不同地区、各类不同作物纯减量后果后,他认为东部发达地区可以承受化肥、农药减量,特别是发达城市完全可以承受。
他同时提到,在常规基础上降低化学氮45%,将减产11%以上。但是每亩增施有机肥400公斤且增施叶面肥一次后,青菜增产效果明显。
作为植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武维华对于植物对磷钾的吸收更有研究。他认可继续添加氮肥对于粮食产量推动作用减弱的说法,不过这认为可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比如,农民因为氮肥价格低廉,不愿意购买磷肥、钾肥配合使用,结果降低了氮肥的施用效果。
他也认为,也许在局部地区可以降低一定程度的氮肥用量,但是否要在全国推行这一政策,还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
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黄鸿翔则告诉本刊记者,他在湖北等地进行的试验表明,如果十几年连续单一施用氮肥,可以导致绝产。在滇池等地区的局部试验也证明,可以减少一半的氮肥使用量。
“我的观点是,尽量把目前的化肥用量控制住。如果再增长,环境就受不了了。”他说,目前肥料中有机肥占四分之一,如果提高到一半就比较理想。
武维华也认为,化肥产生的污染必须解决,有机肥等办法也提了很久,但是一直没有实质进展。
“关键是配套政策没跟上。”黄鸿翔说,比如有机肥、有机无机复混肥在使用中比较复杂、需要更多劳力,如果没有政策支持很难推广。
其实,目前对于降氮30%的不同看法也许是殊途同归:支持者认为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必将危及粮食安全,而反对者的目的也是不影响粮食增产。
对于双方来讲,焦点也许是有效、稳妥的降氮路径。否则,任何轻率之举都会给中国带来严重后果。
环境保护与粮食安全,也许并非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在采访最后,武维华说,他正考虑在全国“两会”上递交一份有关开展全民节约的提案,“我们一直在产粮上挖潜,也许在消耗上的节约空间也很大。”
125亿能否换来“无毒”肥料
国家负担增加有机物带来的成本,也许是降氮的唯一有效途径
《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北京报道
谈了两个多小时,刘宗超大部分时间都在强调有机无机复混肥料“生态源”的效果。看得出来,52岁的中国社科院世界农业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对于这种可以让“死棚”复生的肥料充满信心。
他很认可过量施用化肥引起生态恶化的观点。而且,他因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对“生态文明”进行研究,而被认为是中国最早提出该概念的学者之一。
在2010年之前的近10年间,这位有热力学、统计物理学、生态产业与世界农业经济学科背景的学者,把心思都放在了这种新型复混肥料的推广上。
他相信自己的发明一旦大规模推广,就可以阻止土壤因化肥施用过量而失去种植能力的灾难性后果,并且对增产也有积极影响。
降氮不是技术问题
刘宗超的发明是将畜禽粪便、作物秸秆和造纸厂污泥等工农业废弃物经过发酵处理后,添加无机肥和微量元素。这种被命名为“生态源”的肥料,其根据是不同作物生长对于各种营养成分的需求不同。现在它已经有60种不同配方。
简单地讲,“生态源”是一种半有机肥料,也叫做有机无机复混肥料。这类肥料承认无机肥对农作物生长的必需作用,但更强调土壤中有机物对于无机肥分解利用的关键作用,同时希望有效解决无机肥带来的病虫害。
根据北京市土肥工作站2002年8月的试验报告,每亩芹菜施用120公斤氮磷含量为30%的“生态源”后,“增产幅度达到19.7%至30.1%,与常规施肥相比增产幅度为5.9%至7.2%”,同时“对芹菜的硝酸盐含量影响明显”。
刘宗超特别提到,在土肥部门对新型肥料的检测单中,仍把增产作为第一要点,其他因素处于相对从属的位置。
他向本刊记者出示了大量体现这种肥料效果的实例图片和文字材料。最明显的一次发生在河南汝南县三门闸乡。当地因多年过量施用化肥造成土壤板结而绝产。在施用他研制的肥料前,一些大棚已经停产两年。
结果,这些“死棚”在每棚使用800公斤这种肥料后,当年就恢复了生产。
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徐更生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大会发言中,还以“生态源”为例,希望推广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刘宗超并不赞成单纯施用有机肥料、培育有机作物的发展方向。他解释说,以目前的土壤情况,要种纯有机作物,要先经过三年缓冲期,通过土壤代谢清除化肥污染。“第四年种植后产量只有之前的一半,价格至少要是以前的八倍,才能收支平衡。”
对于目前市场上的“有机蔬菜”、“有机水果”,刘宗超的助手告诉本刊记者,其实它们中的大部分在种植早期都施用过无机肥,在收获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再用技术手段减少化肥含量,通过检测。
“纯粹有机在经济上有很大难度,在种植上也几乎不可能。”刘宗超举例说,曾有专家在新疆种植了大片有机瓜果,最后发现果实根本无法长大。
与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多位院士、专家意见相吻合,“生态源”的实质是适当减少肥料中的氮等成分。
“生态源”来自刘宗超主持的国家“九五”规划重点项目:生态文明与生态伦理的信息增殖基础。课题结束后,他的团队希望申请经费继续进行“生态产业”实践,但是没人愿意把资金批给这个以减少化肥施用为目的的项目。
“企业更不愿意。”刘宗超回忆说,好在他们还做咨询项目,积累了一些“咨询费”。1997年,研究正式启动。大约三年后,他们成立了“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推广“生态源”。
刘宗超告诉本刊记者,与一般化肥相比,“生态源”的氮磷含量减少了大约40%,相当于有五分之二的无机物被有机物替代,“在技术上实现降氮并没有问题。”他说。
成本是首要因素
中国目前解决过量施用化肥的出路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如刘宗超一样通过有机无机复混肥减少肥料中的无机成分。此外,就是国家力主的测土配方施肥以及缓控释肥技术。
缓释控释在于解决目前氮肥使用中的低利用率问题。目前常见的控释化肥办法是对尿素颗粒进行包裹,控制肥料养分的释放速度,使养分供应与作物各生育期需肥规律吻合。
缓释技术则采用物理、化学和生物化学方法,使肥料养分在土壤中缓慢释放,延长对作物的有效性。缓释期和缓释量无定量规定。
1972年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的李庆逵院士在中国首先开展缓释肥料的研制。到目前为止,中国已发展为全世界缓控释肥料种类最多的国家。
根据各种作物单季和田间定位肥效试验结果,缓释肥料中氮的利用率可提高10至30个百分点。
然而,由于要使用树脂和硫磺等对尿素颗粒进行包裹,必然增加成本。特别在最近几年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情况下,缓释肥料的性价比越来越缺乏吸引力。
同样的状况其实也体现在刘宗超的发明中。目前中国的有机肥料主要分为三类:一是精致有机肥料类,不含特定效应的微生物,以提供有机质和少量养分为主,约占43%;第二类是生物有机肥料,除含有较高的有机质外,还含有改善肥料或土壤中养分释放能力的功能性微生物;第三类就是有机无机复混肥料,既含有一定比例的有机质,又含有较高的养分,约占38%。
刘宗超认为,有机无机复混肥料恐怕是以上三类肥料中性价比最高的一类。但他也承认,只有达到“理想规模”,单位面积的用肥成本才会低于无机肥。而目前,单位面积内有机无机复混肥的施用量一般是化肥的1.5倍左右。据此计算,单位面积的无机物减少约为10%。
目前,“生态源”主要施用在茶叶、中草药、蔬菜等对品质反应迅速、附加值高的经济类作物上。刘宗超说,在没有政策性补贴的情况下,粮食生产根本无法承受这类新型肥料的成本。
有机肥难获补贴
河北沧州青县坤源生态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树行在2000年底第一次遇到了刘宗超。
他当时还是青县马厂镇范官屯村委会主任。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张树行带头搞了12个温室大棚种蔬菜,使范官屯的设施蔬菜小有名气。不过在遇到刘宗超前,范官屯的大棚已经因高强度施用化肥,导致黄瓜等产量明显下降。
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张树行也不会尝试“生态源”。“县农业局让我们做个试验。”
死马当活马医的结果是起死回生。由于效果显着,两年后他出资160万元和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联合办起了生物有机肥厂。目前,他的投入已达到四五百万元。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张树行对于有机无机复混肥料的遭遇有些愤怒:“我运肥去安徽,铁路上说我这个不属于化肥,不享受运费优惠。”
他认为,在提倡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国家补贴投给了化肥,却不愿意给“生态源”这类肥料,“算下来,种粮用没有补贴的‘生态源’比用有补贴的化肥,成本要提高15%至20%,农民没法接受。”
目前,“生态源”已经在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等地施用。刘宗超说,生产这种肥料的企业有机会获得两类补贴:测土配方施肥推广补贴,以及一些省的有机肥地方补贴。
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推动下,部分省市地区已开始利用补贴推广有机肥。如最早的上海从2004年起进行补贴,江苏自2006年试点,北京是2007年,山东是2008年。
不过,目前这些试点都是由地方政府自己组织的,补贴实施范围和补贴总量都很小。
张树行告诉本刊记者,今年河北省开始有一些有机肥项目,申请成功后可以得到补贴。但是根据国家政策,化肥可以享受电费、运费等多方面的优惠价格或补贴。
有机类肥料和化肥之间的补贴差异得到了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土壤肥料技术处副处长杨帆的确认。她告诉本刊记者,至少在2010年还没有国家层面大范围补贴有机肥料的计划。
目前,国家对有机肥的投入集中在土壤有机质提升试点项目上。2009年该项目计划资金3.9亿元,不过还包括稻田秸秆还田等摸索试点,“施用有机肥的土地一亩补贴20元。”杨帆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了扩大测土配方施肥、土壤有机质提升补贴规模和范围。”
她认为,对有机肥补贴的关键在于资金来源,“20元并不能完全补偿农民施用有机肥而增加的成本,但是可以用20元乘一下全国耕地数,这么一大笔钱谁出?”她认为,解决氮等无机元素过量的办法,还在于合理科学地使用化肥。
125亿补贴资金并非天文数字
在一般化肥出厂价每吨2000元的情况下,每年全国5000万吨化肥用量的总销售金额大约是1000亿元。
“生态源”出厂价是每吨1500元。由于单位面积施用量增加50%,全年施用量就需要7500万吨,总销售金额可到1125亿元。
这样,理论上“生态源”替代普通化肥需要的补贴为125亿元。虽然这还是一个比较粗略的计算方法,而且没有考虑农民施用有机无机复混肥需要增加人工成本以及其他因素,但也可以反映出,这种替代补贴对于中国庞大的农业生产规模和日益恶化的土壤状况来讲,并非天文数字。
2006年3月,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毕井泉在全国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国家采取的免税以及对运价、电价、气价等优惠措施,相当于每年对化肥生产流通环节补贴170多亿元,尿素平均每吨补贴160元左右。
在刘宗超看来,除非进行大范围补贴并建立有效的补贴制度,否则减少使用氮肥的努力很难收到良好效果。
他举的一个例子是,由于目前化肥补贴多补给企业,一些地方在推广复混肥时,向上汇报的是最合适的有机无机比例获得的效果,但当补贴下发到地方主管部门和企业后,他发现生产出来的复混肥中,氮的比例往往达到上限。这样施用后,对土壤的改善效果是最低的。
类似情况还发生在测土配方施肥中。在推广测土配方施肥过程中,从测试土壤、设计配方到耕作试验、评价效果、实施监督等几乎所有环节都由农业主管部门负责。一些地方配方肥的加工也由农业主管部门承担。这样,其效果完全取决于基层农业部门工作人员的责任心。
目前,地方政府一般根据2002年施行的《有机肥料行业标准》对肥料进行补贴。但是最近几年,修改该标准的呼声越来越高。例如,这项标准在认定有机肥时提出,有机质含量不低于30%,含水量不高于20%。后者要求大多数肥料专门烘干,提高了成本;而最为关键的是前者—有机质含量过高,无机肥含量达不到一定标准,可能影响产量。加之补贴不足,农民很难有积极性去执行。
刘宗超说,这些年国家对于肥料的态度还是发生了变化。比如在检测新型化肥时,添加了有关硝酸盐含量的内容。过去“生态源”这类项目在向国家申报时是无法立项的,“现在利用扩大投资、拉动内需的机会,也可以列入计划。”但是,这显然还无法使中国施用肥料的格局发生明显改变。■

专家:化肥是好东西“化肥依赖”不是好事 依赖化肥来保证粮食产量
据了解,上世纪60年代以前,中国基本依靠有机肥保持土壤肥力,化肥的施用量很低,作物产量也非常低。从60年代起,中国才开始发展氮、磷小化肥,同时进口氮肥。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巨晓棠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化肥本身是好东西,在中国,化肥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到30%至50%。中国土地肥力普遍偏低,复种指数偏高,全国平均一块地要种一季半的作物,不像大部分西方国家一年只种一季。这种情况下,土壤本身的肥力满足不了作物对养分的要求,必须施用化肥,否则产量达不到目标。
巨晓棠认为,一些农民出现“化肥依赖症”,主要是因为劳动力成本提高后,作物种植变得简单粗放,不像过去那样靠精耕细作。有的农民认为种上庄稼、洒上化肥就可以外出打工,完全依赖化肥来保证粮食产量。
然而,化肥对农作物增产的作用是有限的。据《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一书作者黄宗智的分析,20世纪后半期广为称道的“绿色革命”,其粮食年增长率充其量只不过2%至3%,要20多年到30多年才能把产量提高1倍。
巨晓棠认为,“化肥依赖症”在一定程度上是错误的,因为农作物生产是系统工程,包括耕作、植保、灌水等,施用化肥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要实现农业的产量目标和经济效益,农业生产必须实现规模化、规范化的管理,单纯依赖化肥很难实现增产和高产。
总量偏高 蔬果尤其严重
我国现在每年的化肥使用量是5400多万吨,主要包括氮肥、磷肥和钾肥,其中氮肥使用量大约为3300多万吨。2009年,中国每公顷土地的化肥使用量为341公斤,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水平。
“我国化肥使用总量存在过量的问题。”巨晓棠说,各地块之间的差异也很大,1/3的地块过量,1/3的地块合理,1/3的地块不足。中东部比西北、西南、东北地区要高,特别在华北、长江中下游这些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高的地区,化肥施用量很高。
巨晓棠说,从作物种类来看,化肥过量使用集中在蔬菜和果树,占总肥料用量的比重高,比如蔬菜的氮肥施用量占到20%以上。
日前有媒体报道,在有着中国“菜篮子”之称的山东寿光,由于常年种植、连年耕作,蔬菜大棚种植模式的化肥投入量为全国平均值的4倍。
巨晓棠认为,化肥使用过量的主要问题是污染水体和大气。过量的氮磷大部分都流到水体中,造成水体的富营养化;氨的排放造成大气污染,氧化亚氮的排放引起温室效应。这是对整个生态系统的破坏,将增加很多的社会成本。
对于农产品品质来说,巨晓棠认为,化肥过量使用的影响不大,主要会造成叶菜类的硝酸盐的累积。化肥使用过多还容易增加农作物的病虫害,从而加大了农药的使用量,导致更多的农药残留。
氮肥施用量可减三成
巨晓棠认为,保证农产品供给,化肥施用不能避免,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只适合少部分的农产品,大部分还是得通过常规农业供给。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合理施肥、保证产量并降低环境污染。
“首先不滥用化肥,再通过技术革新,提高化肥的利用率。”巨晓棠就此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化肥要与有机肥结合,有机肥替代一部分化肥,可以改善土壤质量,形成良性循环。
二是根据目标产量施肥,用简单的方法确定施肥量,实现总量控制。
三是化肥改性,通过在化肥中添加国外普遍使用的“硝化抑制剂”,将原来的速效性肥料改造成稳定性肥料,可以在保证产量的基础上提高氮肥利用率,显着降低氧化亚氮排放和硝酸盐污染。如果将来把硝化抑制剂用到大部分的氮肥中去,氧化亚氮的减排效果可以达到70%。
据巨晓棠的估算,中国的氮肥使用量总量可以减少30%,保持在2300至2500万吨之间,这样粮食生产不会受到大的影响,而环境可以得到很大的改善。
农业部7月初召开的全国土肥工作会议提出,“十二五”时期我国将大力推进科学施肥,测土配方施肥面积覆盖率达到60%,整村、整乡、整县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到户到田;优化肥料资源配置,因地制宜示范推广新型肥料;改进施肥方式方法。力争肥料利用率提高3个百分点,力争畜禽粪便等有机肥资源利用率提高10个百分点,主要农作物秸秆还田率提高10个百分点,促进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产品质量安全。记者
白田田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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